从“完善金融市场体系”8个字到具体的允许设立民营银行、推进注册制改革等多项措施，11月15日公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下称“《决定》”）让市场看到了更清晰的改革路径。
“金融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推进相对较快的领域，已经形成共识。”接受本报专访时，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，在金融领域将继续关注利率、汇率以及资本管制方面的改革，但速度会相对放缓，将呈现渐进式改革。
地方债突破
《21世纪》：《决定》中提出，要在加强监管前提下，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，并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，民营银行的进入会打破现有银行业的格局吗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是否意味着这些政策性银行也将会转型？
陆挺：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民营银行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并不是说要改成商业银行，中国还是有必要保留两三家政策性银行的，但是政策性银行本身可能会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，包括其运作、机制、原则等。
民营银行的进入会对现有银行业的格局带来影响，但关系不大。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首先是监管的改革，和很多国家比起来，中国银行（2.82, -0.01, -0.35%）的数量并不算少，但还是存在利率很高、中小企业借贷很难的问题，就是那些号称民营的银行，可能最后还是乐于把钱借给地方政府和国企，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。一个是，中国银行间的竞争虽然很激烈，但这个竞争存在问题，因为每个银行的贷款额度是限制的。中国除了利率管制之外，很重要的一个限制就是贷款额度的管制，整个国家贷款的额度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制定了之后再分下去，增加多少民营银行，可能未必真的能有效增加银行间的竞争，由于额度有限，银行还是会有规避风险的动力，更愿意贷给央企。另一个问题是涉及到谁来借款的问题，如果国企在地方层面享有一定特权的话，即使银行业改革，也不会改变银行贷款大部分流向企业的现状。
《21世纪》：你认为，在金融改革方面，哪些是接下来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？
陆挺：金融改革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很关注，会有一定突破的一点是，真正建立中国的地方债市场。《决定》中已经提出，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
其实过去几年，地方债市场已经有比较大的进展了，有的是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代发，有些是允许地方政府自己发债，还有很多地方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的债，我们接下来几年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正规化，变成真正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市政债。这一点应该是我们目前金融改革中比较重要的一点，虽然没有利率改革那么重要，但有些金融改革的方面都已经在“金十条”提过了，地方债市场可能是三中全会能够提到的接下来政府要推动的事情。
改革进入深水区
《21世纪》：除了肯定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，《决定》还提出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，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（港）区，这是否意味着粤港澳自贸区可能成行？在自贸区的发展中，是否也会推动金融改革的进行？
陆挺：可能会，但具体的细节我们还没法确定。
上海自贸区的地位还是比较特殊，中国可能会利用自贸区作为改革的试验田，寻求与美国建立起双边投资协定关系，或者更重要是参与到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中。
从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角度来说，多建一些自贸区当然是好的，但是如果一开始推广很快的话，可能削弱了上海自贸区的特殊性，反而可能让人觉得改革在有些方面很难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推动。推行改革并不是那么容易，需要很多设计、细则规定和人才支持，有必要先在一个地方试点。
在自贸区的改革中，金融改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，但也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自贸区会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和开放。比如负面清单，尽管与金融不是直接相关，但其本身比金融改革更重要。
《21世纪》：过去一段时间，金融领域已经做出了一些改革，接下来金融改革要触及一些更复杂的方面，你如何看待接下来金融领域改革？
陆挺：金融改革是过去几年里推进相对较快的领域，此前在金融改革方面用的语言已经比较到位，比如进一步推行利率改革、汇率改革，以及资本管制方面的改革等。
7月公布的“金十条”已经比较完整、全面，应该说，三中全会在“金十条”的基础上不会有太大突破。
有一点要提醒的是，在这些方面大家的期望不要太高，不要期望改革太快，因为现在金融改革也是进入了深水区。过去，贷款利率比较容易改，但存款利率就是深水区了；同样，人民币升值相对容易，但是要让人民币真正采用浮动汇率或者按一揽子浮动的汇率，困难则要增加很多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利率、汇率、资本管制等方面的改革，但相信总体还是比较渐进式的改革，由于难度增大很多，速度相对放缓。
实际上，接下来，我看好的金融改革并不是从上海自贸区开始，更应该是全国性的金融改革，但采取的步骤可能是比较谨慎的。如果在一个地方单独试验，面临很多操作上的问题，反而不如全国性的改革，但选择在一个面、一个点渐进地推进。
